印度代表团的这个“最后额外条件”，就象天上砸下块馅饼……呃。不对，是砸下块印度抛饼，活活得把易青和韩山平砸得美晕过去了。
韩山平说的是英语。尽管知道这帮印度佬个个都有英语八级的水平，但是翻译还是礼貌的把这话翻译成了印地语。几个印度代表团成员面色郑重，交头接耳的商议了一下。
这帮人的脉，迟疑了一下，立刻一个太极推手打将过去：“当然，原则上。我们将给予贵方最大的诚意，无论是哪方面的，我们当然也真诚地希望，两国的年轻电影家能得到充分的交流和彼此学习的机会。”
没想到，在这幺开放的时代还有这种事。在印度代表团看来是大问题的事情，在易青看来简直不是问题。电影学院在N多年以前，就已经大开方便之门，接受来自上百个国家的留学生了，甚至专门为留学生们建了一片宿舍和一座留学生楼；至于出去讲学赚外快，想来那更是电影学院的老师们求之不得的事情——易青简直可以拿这个两头做人情了。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他们总是潜意识的认为，让中国人“交出”这幺多年来电影学研究的学术成果、专业技术，是一件很是一回事的事情。
随后，塔森则代表印度方面表示，愿意承认中国在中印两国的“泛亚电影联盟筹备委员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推举中国代表为将来的任泛亚电影联盟主席；条件是，希望中国代表团能促成，让印度尼赫鲁大学的电影学系的大学生能大批地来到中国学习电影，并且和电影学院的部分教师进行交换教学。
中方代表是中国国家广电部、电影局，以及韩山平代表的中影集团、易青的代表的华星集团、黄家兄弟的华裔兄弟影业、于董的博南集团，而印度一方代表的是印度文化部和塔森等人代表的印度三大影都的十大影业联盟。
……
一个国家一年产几千部电影，却没有故事片，这真是一大怪事。
三天后。中印双方经历了长达七个月的两轮谈判，终于有了结果，并正式在广电大楼会议室签定了合约。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中国电影在几乎一无所有地废墟上开始踏上电影改革的大路时，我们的紧邻印度，他们的电影产业也在面临着一场颠覆性的改革。
——这简直让易青联想起，以前在历史课本里看到的那些大航海时代的航海家们，拿自己船上的食盐跟南美土着换钻石的故事。
印度是世界电影产业地第二大潜在市场。它和中国一样，有着十几亿人口，其中有几亿是具有电影购买力的城市人口；而宝莱坞的电影产量，则是世界的，远比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产量还要高。
简单的说，印度电影改革家们认为。印度电影不该只是连接吻都要被抵制地那种保守的旧式样板戏，更不应该只有歌舞片和音乐片。印度电影要走向市场、走向国际，世界各国的电影应该是什幺样子的，印度电影就也应该是什幺样子的，不能说，只让美国大片进印度来赚印度人的钱，而印度人却没有拿得出手的产品去赚美国电影市场乃至世界电影市场上的钱。
……
以往其实也有不少印度人去到世界各个电影强国去留学学习，包括来中国的电影学院，但是都是零散的民众中的个人行为，而且这些人学成之后，大多都留在国外，因为本国的这种电影风气不适合他们发挥。
但是说到票房价值。宝莱坞地产品可能十部都及不上美国人一部。印度电影最大的缺憾，就是电影的题材形式太单一了。甚至有人说，印度除了歌舞片、音乐片以外。几乎没有电影。
一些印度先进、开放的知识分子，立志要打破传统电影僵化、死板、无法与国际接轨的现状，这就是着名的印度电影第二次新浪潮运动。
但是韩山平显然是个很会谈判的“高手”，大侃政策和中国国情，列举了促成这件事的许多难处，直到印度代表团肯再让出一部分利益后，才面有难色勉为其难的应了下来。
合约规定的细则有一百多款，但是简单的说，就是以后中国的电影卖到印度，就象北京产的电影买到四川一样方便；而印度人要到中国来拍电影或者给他们的电影做宣传，就象上海人去湖南拍戏做宣传一样方便——总之就是两个的电影产业就象
现在，以易青为首的中国电影家们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这种双赢的合作其实也他们自己很期盼的，所以一开始孙茹他们的工作就进行的相当顺利，两边可以说一拍即合，偶有分歧的不过是些非原则性的利益问题。
但是他们一直有一种顾忌——在印度人的传统意识形态中，他们对文化的封闭、保护的意识是很强烈的，他们对待知识就象对待一个有质有型的实物一样，高度重视它的所有权。
易青听罢暗暗喝彩——真不愧是职业政客啊！这小外交辞令整地。乍一听好象啥也没说，可这要是仔细的一听嘛……它还不如乍一听呢！
但是要搞新浪潮改革，至少得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资金，也就是钱；另一个就是学术技术保障，也就是通晓电影学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