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的，他到处采访，也算是见多识广，可是看见黄春明这么公开地送红包，心里难免忐忑不安。他揣摩着市里的某些领导是否也收了红包，他们的红包是不是比别人大一些？但是几桌主宾席设在小包厢里，文栋根本无法看到那里的动静。
“我爸爸的画，特别是江南水乡题材的水墨，在港台最吃香了。你的作品，也有这一路的，可以给他。我看，我们完全可以出到这个价……”
“其实我也不知道行情。”米祚之笑笑说,“我的画存得不多。这些年政府部门拿了一些，作为对外交往的礼品，给我一些报酬。我本身有工资，所以从不计较……”
开业宴会仍然在继续。杯觥交错间，黄春明携同一位身穿旗袍、手持托盘的礼仪小姐款款而行，来到每一张圆桌前。托盘里，装的是一大堆红包。黄春明给每位来宾送上一份。文栋见别人都满面笑容地收下了——这种场合似乎也不便拒绝，于是也说声谢谢，伸出了手。
米诚听了，却喜形于色。他也向父亲学画，却进步不快，这几年正渐渐转向书画交易，很想去海外开办一家画廊，所以比较关注台湾香港等地的画廊经营情况，曾读过多本台湾出版的《雄师》美术杂志。他拉了拉坐在一边的杨不二的手臂，说：
“是的，我初来乍到，对大陆的行情一无所知，全靠大家指教。尤其是米老先生，您是前辈，很想听听您的高见！”
“是博雅斋，不是不雅斋——这名字可不能听错啦！嗯，考虑到海峡两岸的情况不同，加上飞过来飞过去不方便，诸位的作品我只能在台北装裱，不管能否卖掉，都拿不回来了。所以，还是一次性买断，免得有什么后遗症。至于价格嘛，我们一起商议……”
李安浦和文栋虽然不是画家，也收到了一份。
酒喝到了酣畅处，黄春明才说出了自己此行的来意。他说，他在台北福州街黄金地段开办了一家博雅斋画廊，希望能把诸位画家的佳作拿去，开一个水墨画展。
文栋看见他，叹息一声说：“可惜台湾海峡还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否则真想去那边开开眼界！”
阿陶端起酒杯，将满满的一杯五粮液倾入喉咙口。他嘿嘿地笑着，显得分外豪爽，又有难以掩饰的得意。
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漂亮的画折，每一面都选印了米祚之、米诚、杨不二等几位画家的代表作。虽然是拍摄照片后缩小的，并不比原作逊色多少。
这天，文栋应邀去建设银行古行长那里采访。白天古行长忙，安排在晚上，而且是去他家里。
杨不二笑笑，没有说什么。
他读过台湾女作家朱少麟的《伤心咖啡店之歌》。
台资企业的干部在谷安工作，年会轮换一次，回到台湾或去别的公司。在岗位上，他们每个人都很辛苦，也颇有压力。也许为了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总部给他们的待遇也是优渥的。只要不出意外，升官发财都是能估计到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在一线劳作的员工，必然会受到剥削。马克思的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
接下来的事情，就有些蹊跷了。
文栋抚摸着手感极好的请柬，端详着模压的花纹和烫金的文字，说：“要是在台湾出一本书，也能印得这样上档次，就好啦！”
阿陶插嘴道：“价格总归好商量的！”
市文联组织十多个作家和记者采写一部《企业家列传》，文栋也领到了一个任务。对象是建设银行古行长。行长姓古，却很年轻，今年只有三十四岁，一脸的春风得意，说什么话都是理直气壮的。
朱少麟1966年出生于台湾嘉义，辅大外文系毕业后，在政治公关公司工作。这位从未写过散文和的女孩子，。那些打工仔、打工妹住在简陋的工棚内，每天工作12个小时，吃得也很粗糙，简直没有文化娱乐活动，真让人感到可怜。谁会关注他们？谁会为之呼吁？哪个外资企业老板不是为了赚钱，才到中国大陆投资？我们的劳动力价值太低了！
李安浦说：“你以后有机会去的。他不是答应你要出书吗？”
他在桌子边伸出手，迅速比划了一下。
踏进门，只见宽敞明亮的大客厅内，放着一套红酸枝家具，古色古香。书案上，摆放一
平心而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台湾人唱着那首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跨过海峡，蜂拥而来大陆投资。他们中有很多人是抱着背水一战的心态，以半生经营的积累的积累作一番打拼的。这里的道理很清楚，他们是私人企业或家族企业。每一分钱都连着他们的血肉。
刮目相看了。
红包上印着两只金光闪闪的元宝，和“恭喜发财”的字样，实在很有点刺眼。
大约在两个月后，谷安的几位画家收到了一份印刷精美的请柬。请柬上这样印着：“台北博雅斋画廊定于夏历八月初十阳历9月22日举办大陆江南水乡水墨画展，恭请莅临指教。备有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