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是不会仅仅震惊的，他在同盟的南面有这十万军队随时都可能投入战斗，因此和皖系在长城的战斗可以说是虎口拔牙，危险万分。日军主力可以从朝鲜、辽东半岛两个方向对同盟的心脏地区奉天实行进攻。战争的初期比拼的是动员的速度和战争的意志，日本人自己暂时是不想打仗的，它们在政治上还没有做好什么准备。加藤逝世后继任宪政会总裁并出任首相的若规礼次郎完全继承了加藤的内外政策，虽然同盟宣布建造了战列舰，但是日本仍然希望通过国际协调解决此事。对于国民军的动员日本也不可能不知道，就算动员后国民军的主力才不过24万多人，只要能够拖住直系，在他们看来同盟并不能占到什么便宜。因此可以说，同盟迫不及待的制造了漏洞百出的暴力事件，接着快速出兵，甚至以超出常人想象的速度歼灭了华北皖军的主力，都已经把日本推入了险恶的境地。我并不打算占领直隶，进攻华北的日军的目的就是要试探日本的忍耐程度，顺便再为自己找一个撤军的借口。当国民军同日军在唐山一带对峙时，不断的情报告诉我，关东军、日军朝鲜军团都已经动员。日军驻朝鲜军团共有六个师团，北部韩国驻有2个师团，汉城一带驻有两个，大田、釜山各驻有一个师团。从中韩边境的新义州经过汉城到釜山有一条贯穿韩国的铁路，汉城向东北经过咸兴沿着北韩东海岸有一条铁路通向韩国东北。从九月初日军就开始相继集结并有向北韩调动的态势，自从于日军对峙后，这种趋势开始变得十分明显。日军主要通过铁路机动，同韩国流亡政府的合作使我能够很容易的得到日军的调动信息，只要看看火车的架次就可以知道了。皖军的失败已经给了日本政府一个响亮的耳光，向日军开火并造成了达八百余人的伤亡无疑是在伤口上在洒一把盐。一时之间国内外舆论一片惊呼之声，三天歼灭9万军队已经够惊人的了，不过国际法，公然向日军进攻，更是大大的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因为根据北京政府曾经同国外签订的条约，日军的行为可算是“合法”的。我军南下的真正目的国内外自然很明白，我的目的就是炫耀武力，迫使各省接受我的民主联邦建国的政策。像这种诈伤作为借口的小把戏根本不会受到有心人的责难，反倒是我向日军开火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一部分人说这是玩火，一部分人说是日本人故意挑衅，更多的人选择了谨慎的言词。外战是国人的一大心头痛，国民军曾经不过对白俄军采取了一些武力措施就被国人大肆宣扬，但是这种小小的胜利是不可能树立自信心的。不论是说玩火的、还是说日本人故意挑衅的、还是谨慎表态的大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底气不足。日，就在发生了中日武装冲突的后一天，币原代表日本政府向同盟和北京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同盟政府对于此次“违反国际法”的事件道歉、赔偿，并且立即撤出直隶境内，因为国民军在直隶的军事行动已经威胁了日本的合法经济利益。当然，币原的话是对的，以唐山为中心的煤铁区是日本在海外的最大重工业基地，其次是马鞍山，再其次邯郸。由于对日军的羞辱事件，日本的激进派愤怒不已，纷纷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若规和币原在这种情况下师不可能撑过去的。到此事为止，直隶其余的定再吴佩孚的进攻下，根本没做什么实质的抵抗。徐树铮在我的有意安排下“幸运的”逃离了战场，针对吴佩孚的进攻，他在唐山命令部队迅速的向津浦路沿线收缩，于是吴佩孚一路高歌猛进，沿着铁路线占领了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一直到霸州、廊坊。在南方，江苏在皖军的围攻下是不可能挽回的能力的，由于实行传统的分路抵抗，苏军全面溃败，皖军已经占领了整个苏南并且逼近扬州。在华南，汪Jing卫抓住吴佩孚北上的机会，企图完成孙中山的遗愿，挥军北伐江西，督府军供调集了5个师万人，分三路越过南岭攻入江西。赣军由于部分兵力被福建牵制，前线兵力过于悬殊，因此只能节节败退，虽然由于道路艰难推进缓慢，此时两广军队已经攻入赣州城。而湖南军队由于为了争取湖北军队的中立并没介入此次的南方华南战争。一时之间，中国大地真可谓由狼烟四起，这种局面我早有所料，同盟本来就是和平的砝码，现在这个砝码倒向战争，全国不陷入一片混乱才怪呢。为了防备日军可能的进攻，我在奉天周围共部署了三个国民警卫师、正在整编中的第2装甲骑兵师、第27机械化师、整编中的第28、29摩托化步兵师，总兵力也超过十万人，不过这些部队大部正在换装以及换装后的适应过程中，虽然防守勉强可以，但是要进攻的话恐怕就不免困难多了。日本的最后通牒也是我的意料结果之一，当日，我随即发表了态度明显偏软的讲话，也算是给币原一些面子。当天晚上，我随即拜访了沈阳的美英领事，我向他们叙述了此次事件的“误会真相”恳请他们调解此次的国际争端。为了表示诚意，16日，我发表通电，撤回了进入直隶的国民军。我的行动让各方大大的送了一口气，日本人既然发表最后通牒，就表明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同时也表明日本政府认为此时强行发动战争还不是时候。当日，美英联合发表声明，表示愿意调解中日争端。徐世昌看到国民军撤出关外，终于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