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英国在东方有着深刻的矛盾，但是这不代表他们不会在某些方面采取相同的立场，而他们立场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国的态度。相较于英国，有着五四的教训的日本似乎更加明感一些，我之所以将英国推上前台，有两个对外战略目的，一个目的是，我要掩饰自己的目标。日本人对我扩军备战不可能没有一点警觉，但是我要尽最大的程度掩饰自己的真实目的和战略。另一个目的是麻痹日本人，在它以为我要对付它的时候，我却突然掉转了枪口，我想这种麻醉剂还是很有效的。去年的日本的政党内阁确立后，政治倾向自由化的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成为首相。与此同时，加藤的连襟、三菱财阀岩崎弥之助的女婿币原喜重郎男爵出任外相，从此，被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的将日本帝国带入死亡的“币原外交”主导了日本的对外政策。币原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曾经出任日本驻美公使，长期在美国的他认为日本的综合实力与美国相差甚远，因此不应该主动向美国挑起争端。基于这一点，他认为华盛顿会议对日本更有利，因为他约束了强大的西方强国利用势力继续损害日本的国际利益。因此，币原主张维护条约体系，在条约体系的范围内以外交为主维护日本的国际利益线。币原还深感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在外交上陷于孤立、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反日运动迭起的尴尬的处境，他认为要改变这一不利局面，就必须改变外交形象。他在第49届议会上提出了新的对华方针“四原财”：不干涉中国内政；维护日本“合理”的权益；对中国的现状抱同情和宽容的态度；两国共存共荣，实行经济合作。带有浓浓的“睦邻外交”的色彩的币原外交一出笼就受到了我民国党上下一致欢迎，我还公开宣称这是“东方和平的主要基石之一”去年的徐州战争期间，刚刚出笼的币原外交经受了严重考验，面对残酷的中国内战，日本的激进势力宣称只有武力才能解决问题。加藤一边向朝鲜增兵，一边通过外交途径企图通过不流血的手段达到目的。在最关键的时候，币原甚至秘密的访问了沈阳，因为同盟的态度实际上是决定了战与和。正是考虑到了日本的“币原外交”对于中国的战略地位，我才临时放弃了通过登陆作战占领连云地区，帮助直系完全夺占徐州的原定策略。在我的友好回应下“币原外交”在日本的政界站稳了脚跟，正是基于这个国际战略，日本内阁才推出了裁军计划，开始削减日本军队，并减少军费，将财政收入投入到振兴日本经济中去了。因此，在后世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前几年，中国将经济资源猛烈的转入备战，而日本则相反。当然，情况也不是完全那么的好，虽然加藤取得了裁军的基调，但是，军费减少也是有限度的，特别是陆军军费反而有所增加，只是基于日本海军的战略优势以及华盛顿体系的约束，加藤才实现了裁减海军及军费的目的。由于抵抗运动愈演愈烈，特别是在极短的时间里，抵抗运动就扩展到全国范围，币原在日本内阁会议上坚决主张丢卒保车，他认为应该采取灵活措施，给中国一个下台的机会。但是海陆大臣却极力反对，我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歇斯底里。不过，话说回来，他们的理由也不是没有道理，在他们看来，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在于低工资，在上海的日本纺织厂，工人每日劳动很少低于十二个小时，仅得工资角左右，不到日本国内纺织工人工资的13。因此，提高工资无疑在摧毁日本经济的基础。但是，在币原外交派的努力下，6月5日，日本官方还是发表了“日本将会秉着中日友好的诚意调查事件的真相，给中国民众一个答复”的“友好言词”到5日，卷入抵抗运动民众已经超过2000万以上，各种激进的口号，什么“野蛮人，滚回去！”、“同胞们，团结起来，饿死日本人！”、“同胞们，炸了英国佬控制的海关！”开始席卷全国。原来在四川等少数省份已经收回的盐税权，一下子席卷了整个西部，仅仅几天内，就有上百个英人控制的盐税机构被砸毁，一半以上的省份通过了将盐税权收回的议案。因此，在我看来，日本人明智的选择了在关键的时候躲过了中国斗争的锋芒。但是，高傲的英国人却没有这么细心，大概英帝国可怜的东方政策根本就没有经过英国高层的认真讨论，所有的一切都有在东方的总督、公使、领事们为所欲为。愚蠢的英国人竟然对中国的要求没有意思友好的回应，他们坚决否认了租界的行为，甚至向上海外海集结了军舰向中国示威，但是这样的舰队或许会对沿海产生一丝的威胁，但是对于远在西部被地理环境很好的保卫起来的诸侯们来说却没有什么真正的威胁，却只是激怒了中国人的怒火。月6日，民众再次走上街头，经过我的努力，民国党和国民党也发布了联合宣言，表示两党将合作“维护国人的尊严，查明真相”虽然由于两党的分歧而没有达成在目标上的共识，但是两党的宣言无疑表示了两党将会合作推动全国的抵抗运动的政治意愿日，在两党宣言的鼓舞下，超过五千万的民众走上城市和集镇，开始了针对列强特别是英国人抗议。当然，在我的影响下，在内地的大部分省份，日本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英国则变成了一个“尊严问题”了。同日，由国民党控制的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